伊朗旅遊--大地假期

說到柯梅尼，就不得不提到伊斯蘭革命－－一場使柯梅尼和伊朗崛起的革命。

伊朗伊斯蘭革命（又稱1979年革命；波斯語：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Enghelābe Eslāmi‎）是1970年代後期在伊朗發生的歷史事件，伊朗君主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領導的伊朗君主政體在過程中被推翻，阿亞圖拉（革命領袖）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成立了伊斯蘭共和國。

伊朗於1978年1月發生反對伊朗君主體制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同年8月至12月，罷工及示威活動癱瘓了整個國家。1979年1月中旬，沙阿被迫流亡海外，因此在兩星期後，在外流亡了15年的霍梅尼回到德黑蘭，受到數百萬伊朗人的歡迎。在不久後的2月11日，游擊隊和叛軍在巷戰裡擊敗了忠於沙阿的部隊，導致皇室政權的崩坍。經過了全國公投後，伊朗在1979年4月1日成為伊斯蘭共和國，並通過了新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霍梅尼在1979年12月成為國家的最高領袖。

這一次異乎尋常的革命使全世界感到錯愕：它的發生沒有那些引起革命的慣常因素；革命很快使國家發生了徹底的轉變；革命獲得了廣大群眾的支持；耗費大量資金建立的軍隊及保安部門保護下的原政權仍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以法基赫的監護（伊斯蘭法理學家的管治）之下的現代化神權性君主政體，即伊斯蘭共和國的成立。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在一位來自庫姆的80歲流亡宗教學者監護下，伊斯蘭共和國需要進一步證明它的價值」。

起因

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以及隨著事態發展而牽涉進來的什葉派催生了這一次革命。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保守派對西方化和受到西方支持而在國家進行世俗化的沙阿所作出的強烈反彈，非保守派的人士也對社會不公和舊制度的缺失作出迴響。國民認為沙阿負有不成為非穆斯林西方勢力（美國）傀儡的義務，他們認為這些西方勢力的文化會沾污伊朗。

1979年德黑蘭阿扎迪塔廣場的示威者

沙阿政權被視為壓迫性、殘暴、腐敗及奢侈。政府的權責失職，其過於雄心勃勃的經濟計劃使經濟面臨瓶頸、短缺並出現通貨膨脹，保安部隊也無法應對抗議示威。當時的伊朗奉行王權極度集中的制度，規模如此龐大的反沙阿運動意味著「實在有太多的示威者」，使保安部隊不知所措。

伊朗伊斯蘭革命令伊斯蘭教取代了君主政體，而霍梅尼及伊斯蘭意識形態能夠推翻沙阿巴列維在某程度上關乎什葉派所宣揚的伊斯蘭復興具有反西方化的意識。霍梅尼追隨了他所愛戴的什葉派伊瑪目海珊·本·阿里的足跡，而沙阿就像是海珊的仇敵暴君耶齊德一世。沙阿政權及反沙阿的世俗主義者低估了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運動，同樣要為此負上責任。沙阿政權認為霍梅尼的威脅不及伊斯蘭社會主義者，而世俗主義者則誤以為霍梅尼會持觀望態度。

歷史背景

什葉派（阿訇）對一些較為虔誠守舊的伊朗人可以發揮顯著的影響力，他們傾向於疏遠西方的事物。

數十年過後，什葉派教士與君主政體之間的衝突再起，君主政體在這一次衝突當中佔據了上風。沙阿巴列維的父親禮薩汗將軍以西方法律取代伊斯蘭教法，又禁止傳統的伊斯蘭教服飾、性別隔離及婦女穿戴面紗（希賈布）。對於違反禁令的婦女，警察會強行摘掉及撕開罩袍。1935年，虔誠的什葉派教徒在伊朗什葉派最神聖的聖殿（伊瑪目禮薩神殿）發動叛亂，禮薩汗下令鎮壓叛亂，造成大量傷亡。

禮薩汗謀求與德國交好，使英國及蘇聯佔領伊朗，禮薩汗在1941年被廢黜。英蘇入侵伊朗的部隊扶植禮薩汗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外國勢力（美國、英國）在1953年再次向沙阿伸出援手，禮薩·巴列維企圖免去民選首相、民族主義者穆罕默德·摩薩台的職務失敗，被迫逃離伊朗。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英國秘密情報局聯手策動政變，穆罕默德·摩薩台被推翻。

沙阿巴列維與美國政府維持緊密的關係，雙方同樣擔心伊朗北面的強鄰蘇聯的擴張。正如他的父親，沙阿巴列維以獨裁見稱，他專注於現代化及西方化而漠視宗教和伊朗憲法規定的民主措拖。左翼、民族主義及伊斯蘭派別（這些派別在國內受到箝制，因此這些抨擊通常來自境外）都抨擊政府違反伊朗憲法、政治腐敗及薩瓦克（SAVAK，秘密警察）的政治迫害。

革命成功及君主政體的失敗

沙阿下台

到12月中旬，沙阿的姿態已降低至「得到准許留在伊朗」，反對派卻斷然拒絕了這個請求。到12月將近結束，「沙阿願意暫時離開伊朗」，但是依然不被反對派接受。1979年1月16日，沙阿與皇后離開伊朗，伊朗舉國一片歡欣，「在數個小時之內，巴列維王朝的象徵悉數被摧毀」。

巴赫蒂亞爾解散了薩瓦克，釋放政治犯，下令軍隊准許群眾集會示威，又承諾會舉行自由選舉，邀請霍梅尼返國，又提請革命分子進入「民族團結」的政府。數天後，巴赫蒂亞爾正式批准霍梅尼返國，邀請他在庫姆創造一個梵蒂岡式的國家，又號召反對派共同維護憲法。

霍梅尼回歸與君主政體的終結。

霍梅尼返回伊朗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乘坐法國航空的波音747包機返回德黑蘭。數百萬人歡迎他的回歸，他在乘搭汽車離開機場後被熱情的人群淹沒，被迫轉乘直升機。霍梅尼不僅成為了革命的必然領袖，他還成為了「半神」般的人物，他所乘坐的飛機降落在機場時，人們都在歡呼「伊瑪目霍梅尼，我們向你致敬，願主賜你平安」。人群又贊頌道「伊斯蘭、伊斯蘭、霍梅尼，我們會追隨你」，甚至出現了「立霍梅尼為王」的口號。

從霍梅尼回國那天起，他便表示強烈反對巴赫蒂亞爾政權，並說「我要挫敗他們」。

霍梅尼在2月4日任命邁赫迪·巴扎爾甘（Mehdi Bazargan）為臨時政府首相，「得到國民支持」。霍梅尼命令伊朗人需要服從巴扎爾甘，行使宗教義務。

“    透過神聖立法者（先知）賜予我的監護身分，我特此宣佈巴扎爾甘為統治者，自我任命他的一刻起立刻生效，國民必須服從他。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政府，這是一個建基於沙里亞法規的政府，反對政府就是反對伊斯蘭沙里亞法規……反對真主的政府就是反對真主，而反對真主就是褻瀆。    ”

霍梅尼政府的勢頭一時無兩，士兵都逐漸投靠霍梅尼一方。在2月9日下午約10時，霍梅尼向不願意投降的軍隊發動聖戰，忠於沙阿的帝國防衛軍與支持霍梅尼的伊朗空軍叛軍霍馬法蘭（Homafaran）爆發衝突，革命分子及叛軍佔據上風，開始接管警局及軍事設施，向公眾發放武器軍備。到2月11日下午2時，非神權臨時政府正式倒台，最高軍事委員會宣稱軍方「對目前的政治爭議保持中立，以防止局勢進一步變得混亂和發生更多的流血事件」。革命分子又接管了政府機關、電視台及巴列維王朝的宮殿。

在伊朗每年的2月1日至11日期間都會慶祝「曙光旬」（Decade of Fajr），2月11日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日」，那一天是伊朗的公眾假期，國內每個城市都會在那一天發起遊行。

伊斯蘭共和政府的建立

波斯曆一月公投

在3月30日及31日（波斯曆1月10日及11日），伊朗舉行公投決定是否以「伊斯蘭共和國」取代君主政體，「伊斯蘭共和國」一詞沒有在選票上作出定義。霍梅尼號召了大量人投票，只有民族民主陣線、敢死隊組織及多個庫爾德人團體反對該議題，最終結果顯示98.2%的選票是支持票。

制憲

在1979年1月，自由運動發佈為伊斯蘭共和國草擬的憲法，這部憲法的草擬早在霍梅尼仍在外流亡時已開始。憲法草稿提到一個可以否決非伊斯蘭法規的憲法監護法庭，但並沒有提到監護法官統治者。左翼分子認為這部憲法草稿過於保守，需要作出重大變更，但霍梅尼則認為這是「恰當」的。為了讓憲法得到通過及防止左翼分子的修改，由73人組成的憲法第一專家會議在夏季被選舉出來。評論家認為這是「造票、侵犯敵對候選人及傳播錯誤信息」以「創造一個由忠於霍梅尼的教士所造成、具有絕對支配地位的會議」。

不過，儘管霍梅尼認為憲法妥當，霍梅尼及第一專家會議反而否決了憲法，霍梅尼宣稱政府必須完全基於伊斯蘭教。

除了伊朗總統，新憲法刻意為霍梅尼設立了更具權力的監護法官統治者，這個職位可以控制軍事保安部門，又有權任命多個重要的政府及司法官員。新憲法又增加了憲法監督委員會的人數和權力，使之可管理選舉，甚至是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

據說新憲法也在公投壓倒性地得到通過，但是這一次受到較多反對，投票人數亦較少。

傷亡

在示威和革命活動當中喪生的人數在3000至60000人之間。阿亞圖拉霍梅尼稱「60000名男子、婦女及兒童被沙阿政權殺害」，殉道者基金會（Bonyad Shahid）的一名研究員所做的預計指出1978年及1979年示威者與沙阿軍隊和保安部隊的衝突中有2781人喪生。如果這是確實的數字，伊朗伊斯蘭革命對比其他當代的同類事件顯著地有較少的傷亡數字，如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運動。

革命結束後，人權組織估計伊斯蘭政權反對者的遇害人數及囚犯多達數千人。舊政權的成員首先被處決，當中包括一些資深的將領及超過200名沙阿的文職官員，以防止政變及以示懲戒。革命派法官薩迪克·哈勒哈利（Sadegh Khalkhali）負責進行簡短的審判，審判當中沒有辯護律師及陪審團，缺乏透明度，被告沒有機會自辯。到1980年1月，「至少有582人被處決」，包括伊朗前首相阿米爾阿巴斯·胡韋達（Amir Abbas Hoveida），而在1980年1月至1981年6月期間，至少有900人在巴尼薩德爾被彈劾時遭到處決，罪名包羅萬有，包括藏毒、性侵犯、腐敗、密謀反革命、充當以色列間諜及加入反對組織。在一年後，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了2946宗處決，據伊朗人民聖戰組織所說，有數千人在接下來的兩年內被殺。

影響

國際均勢與觀點

伊朗伊斯蘭革命對於80年代的國際均勢上的影響鉅大，這也改變了非穆斯林世界人民對伊斯蘭教的認識，更多人對伊斯蘭教產生了更大的興趣，不論那是基於同情還是懷有敵意[201][202]。甚至有猜測指革命可能會改變「世界的均勢，希特勒征服歐洲以來的政治事件都比不上它」。

伊斯蘭共和國以「既不倚東，也不靠西」的口號將自身定位為革命明燈，號召中東以至全世界推翻資本主義、美國的影響力及社會上的不公。伊朗革命領袖在第三世界支持與穆斯林無關的革命團體，也尋求他們的支持，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愛爾蘭的臨時愛爾蘭共和軍及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運動，甚至有些已達到支持非穆斯林革命更多於伊斯蘭革命（阿富汗聖戰者）的程度。

波斯灣與兩伊戰爭

伊朗革命派明確地號召波斯灣地區推翻君主政體，建立伊斯蘭共和國（即伊朗），使由遜尼派主導的阿拉伯鄰國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及其他波斯灣阿拉伯國家響起了警號，這些國家都是君主政體，國內又有為數不少的什葉派民眾。在接下來八年的兩伊戰爭使伊朗和伊拉克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命傷亡。雖然戰爭是因為伊拉克入侵伊朗而爆發，但是大部分的戰鬥都是在伊朗收復了失地及伊拉克提出了和約後發生的，伊拉克提出的和約被霍梅尼拒絕，他又宣稱「巴格達政權必須被推翻，並建立伊斯蘭共和國」才是和平的唯一條件。不過戰爭在伊拉克沒有發生伊斯蘭革命的狀況下結束。

美伊關係

伊朗伊斯蘭革命使伊朗和美國由盟友變成仇敵。伊朗革命派希望把沙阿引渡回國行刑，美國總統卡特不再支持沙阿和幫助他重返權力寶座。身患癌症的沙阿要求入境美國就醫，德黑蘭的美國使館人員反對這個請求，他們堅持要穩定美國和過渡革命政府之間的關係。卡特雖然同意美國使館人員的意見，但礙於基辛格、洛克菲勒及其他支持沙阿的政治人物施加壓力，他只得答允了沙阿的請求，這使得伊朗革命派更堅定地認為前君主政權是美國的傀儡，導致霍梅尼陣營裡的激進學生攻擊美國大使館。

伊朗人質危機損害了兩國之間的外交。在1980年4月7日，美國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兩國至今仍未恢復外交關係。1981年4月24日，瑞士政府以中立保護國的身分代表美國在德黑蘭的利益，而伊朗在美國的利益則由華盛頓的巴基斯坦大使館伊朗外交利益辦事處作為代表。

其他國家

在中東及穆斯林世界，伊朗伊斯蘭革命觸發了巨大的熱忱，使反對西方干預和影響的力度成倍增長。沙烏地阿拉伯的大清真寺劫持事件、埃及總統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遇刺、敍利亞哈馬大屠殺及黎巴嫩1983年美國大使館炸彈襲擊都分別發生伊斯蘭暴動。

雖然只有黎巴嫩的伊斯蘭分子取得成功，其他的伊斯蘭活動也產生了長遠的影響。霍梅尼在1989年發佈一條教法，下達對英國人薩爾曼·魯西迪的追殺令，引起了國際迴響。伊斯蘭革命政府也被認為協助黎巴嫩真主黨及伊拉克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的成立。

另一方面，有觀察員認為革命政府雖然投放了許多努力及費用以扶植伊朗以外的革命勢力，當中「具有持續影響」的只有黎巴嫩和伊拉克。另外有意見認為極具破壞力的兩伊戰爭「致命地傷害了，傳播伊斯蘭革命的理想」，伊斯蘭共和國志在追隨意識形態，而不是建立「民族主義、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使伊朗難以成為「強大的地區勢力」。

國內方面

在國內，伊朗伊斯蘭革命擴闊了教育的層面及對窮人的醫療保健，又作為伊斯蘭教的政治宣傳、消除世俗主義及美國文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在政治自由政府廉政、良政、經濟平等、自給自足、甚至是宗教虔誠方面的轉變則較少。一些民意調查及觀察員反映了國內普遍的不滿情緒，包括革命一代與年輕伊朗人之間的「裂縫」，年輕伊朗人「難以理解他們的父母所表達的熱情到底是為了甚麼」

社會與經濟發展

伊斯蘭共和國政府在改革後，依照伊斯蘭教的原則下，識字率進一步得到提升。到2002年，文盲率已下跌了超過一半。產婦及嬰兒死亡率亦顯著地下跌。人口增長在起初受到鼓勵，在1988年後則不再受到鼓勵。總括來說，伊朗的人類發展指數由1980年的0.569攀升到2002年的0.732，與鄰國土耳其處於平等水平。

革命後的伊朗經濟沒有繁榮起來，伊朗對石油出口的依賴依然強烈。國民平均收入隨著油價而波動，據說曾經跌至革命前的四分之一，至今仍未達到革命前的水平。伊朗年輕人的失業人數持續上升，大抵是因為經濟制裁及國內腐敗。

音樂、影帶、影像、衛星電視、快餐及燻肉產品使西方中毒的現象和西方的文化影響力依然存在。一個在革命後進行的民意調查指出，61%的德黑蘭學生選擇「西方藝人」成為他們的偶像，只有17%選擇「伊朗官員」為偶像。

政治與政府體制

伊朗擁有民選的全國、省區及地區政府，他們都隸屬於神權政體，神權政體對議會及法案具有否決權，對比起沙阿政府的同等機關有更大的權力。在伊朗佔少數的遜尼派（約8%）成為了不穩定的因素，伊朗的少數非穆斯林族群不享有平等的權利，在290席的議會裡只有5席是給予這些族群。

巴哈伊信仰的追隨者更加得不到保障，他們被認為是異端及顛覆分子。已有超過200名巴哈伊信仰的追隨者被處決，更多的人被囚禁，褫奪工作、養老金、從商及教育的機會。巴哈伊信仰的聖地被充公、摧殘及破壞。有巴哈伊信仰的追隨者在近期被剝削教育及工作的機會，數千名年齡介乎17至24歲的年輕巴哈伊信仰者被大學無理開除。

伊斯蘭共和國帶來了更多還是更少的政治打壓仍存有爭議。對沙阿暴政和腐敗的怨言如今卻對準了那些伊斯蘭法學家。對薩瓦克的恐慌被對革命衛隊和其他革命執行者的恐慌所取代。一些人認為神權政體對人權的侵害較君主政體時更甚。人權組織反映出伊朗國內的酷刑、囚禁異見人士及殺害著名評論家的狀況。伊朗文化及伊斯蘭教令部執行審查制度，沒有官方的允許下，「書籍雜誌不得出版、錄音帶不得分發、電影不得播映、文化團體不得成立」。

婦女參政

特別是那些有傳統背景的婦女參與了導致革命的大規模示威。自從革命以後，婦女的大學入學、在行政部門工作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上升（對於政權來說，這是一個警號），有多位婦女被選舉成為議員。

不過，革命的意識形態反對性別平等。在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的數個月內，1967年的家庭保護法被廢止，在政府任職的女性被迫要遵守伊斯蘭教的著裝要求，女性不得擔任法官，海灘及體育競技都要實施性別隔離，婦女的適婚年齡調低至13歲，已婚的婦女不得在常規學校上課。婦女隨即發起示威，在隨後的幾年內，一些政策得以撤銷。婦女在繼承權及人權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現象依然存在。性別隔離在「課室、滑雪道以及公共巴士」仍嚴格執行。被革命官員發現與異性共處的婦女要接受婦科檢查。